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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有些怀念：“有机会能见到她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行。”安得蒙深碧色的眼睛有些暗淡：“她死了。但是她的同事活了下来。”

    “我觉得在哪里见过她。”

    “那是错觉。”他拿走照片，放进西服口袋里：“你记错了。”

    我总是记错东西。

    我曾经顺路去一家电缆厂见一位熟人，正好看见工人抄录电表。 一个有着及肩黑色卷发和鹰钩鼻的犹太人，穿着满是油污的蓝色工服，爬到管道高处读表。一瞬间觉得非常眼熟。

    我不知为什么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他穿着呢绒大衣，随随便便坐在办公室窗台上喝咖啡的样子。

    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朋友。

    “拉斐尔.修兹 ，”朋友无所谓的说：“这个人战争中没有上前线参军，是个懦夫。”

    “那战争期间他在哪里？”

    “天知道，从来不说。”朋友耸耸肩。

    我想起自己也没有上过战场，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。可是我不认得拉斐尔.修兹这个人，于是默默的看了他一眼，离开了。

    朋友和我讨论着伦敦空袭时的壮烈，还有他再也没有回家的亲人或者朋友。他神情哀伤，但是眼睛里却充满希望：“战争胜利了，真不敢相信！”

    我对这些一无所知。每当我试图回忆它们，只觉得心底空空荡荡的，像头顶不列颠高远湛蓝的天空。

    和安得蒙在一起的第二年，我遇见一位失忆前的老朋友。他找到我，说我做过他表弟的家庭教师，要还给我一样东西。

    正好是冬天的早晨，街道上漂浮着阴冷的雾气。我开门取牛奶，听见身后有人喊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