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皇帝偷看心声日志后 第111节 (第13/13页)

委实也难以反驳。如果纵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结合后世考古的结果，那炎汉四百年纵横无敌，历代拓边的汉使或精明或凶暴或蛮横，甚至有和太后搞私通的迷惑神人；但无论对待蛮夷上层的手段多么粗暴狠辣，在真正控制了外藩小国之后，却都还要尽力安抚平民维持秩序，甚至组织驻军搞一搞兴修水利引种粮食之类发展生产力的cao作，而绝不敢效法泰西人的刮地三尺，把路真正走绝了。

    这种谨慎当然不是出于道德（你对到处发动宫变的汉使谈道德，长安恶少年听了都想笑），而多半是出于无可奈何的实际：汉军当然可以把蛮夷嚯嚯成一滩烂泥，摧毁文明摧毁秩序摧毁当地经营的一切，敲骨吸髓的夺取利益；但秩序崩塌之后，万一从烂泥中窜出来什么打劫商队的劫匪、蝗虫一样四处sao扰的难民，永无止尽的恶性犯罪乃至□□作乱，那就不是远在天边的大汉朝廷可以控制的了——你把家门口炸成了粪坑，就别怪粪坑里的苍蝇往你的饭碗里爬。

    小国抵挡强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，就是躺下来死给你看。大汉花了几百年明白这个教训，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忘记。

    所以，这就是宗藩朝贡制度能够长久存续的原因之一。作为顶级的强权，中土可以当外藩小国的大爹，可以索取供奉和恭敬，建立自己满意的国际体系。但无论国力再如何悬殊，中土都必须给蛮夷留一条活路，尊重外藩的秩序与稳定，甚至还得输出输出先进技术，拉扯一把自己的穷邻居。这种克制与其说是出于儒家的仁义，倒不如说是因为眼不见为净的利益——历朝历代的中原皇帝陛下，你们也不想在国境内看到蝗虫一样的蛮夷难民吧？

    儒望的嘴角抽动了：

    “……我不明白，这和吕宋及西班牙人有什么关系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