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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才知道，戏志才这一路也不太平。

    山高水远，乱军劫掠，盗贼猖獗。一人带着一个小僮，从颍川赶到长安，途中遇上的危险，非三言两语能够道尽。

    提及董卓，崔颂意外地发现，戏志才对董卓的观感，远没有其他的士人那般糟糕。

    “这天下方呈乱象，局势未定，若有一强权者，为衰颓的汉室扶以一臂之力、力挽狂澜，未必不能稳定朝纲，救黎民于水火之中。”戏志才目光毅然，“董仲颖行事为人诟病，但他若能集权柄、除乱军、安天下，便是私德有损，亦不妨为一方枭雄、千古功臣。”

    戏志才的观点，与时下主流完全不同，甚至可以说是离经叛道。

    崔颂从他的言谈中读出了对“中央集权”的推崇与对“君君臣臣”的轻视，暗暗吃惊之余，对于史书记载的“负俗之讥”也有了理解。

    如此言论，在以儒家为主流的汉朝，必然是要受人讥议的。

    戏志才既已提起了这个话头，言谈之间毫无避忌，崔颂自然也不可能保持沉默。

    他努力回忆另一个自己这两个月以来的教导，试着代入另一个崔颂的立场，接下这道论题。

    “然则董卓毫无治国之能，虽有擢用名士之心，却更爱排除异己。残杀百姓，此乃不仁；四处抄略，掘皇土，广铸币，此乃不义；除张伯慎（张温）、杀袁次阳（袁隗），此乃忘恩；烹大臣、灭袁氏满门，此乃丧尽天良、人心尽失。比之暴秦，尚且过焉。上至官宦，下至庶人，提起董卓无不两耳发麻，又惧又恨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荀子曰，‘四帝二王，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，故近者亲其善，远方慕其德，兵不血刃，远迩来服，